1955年7月，廉振民出生于陕西省礼泉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廉振民的父母虽都大字不识一个，可他们身上具有的那种坚强、朴实、勤劳、善良的精神和品格，却给廉振民的成长带来深远的影响。小时候家庭生活比较艰苦，廉振民经常会出现“食不果腹，衣不暖体”的境况，可他的父母依然咬紧牙关供他们兄妹4人上学。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塑造了廉振民不畏困难、勇于拼搏的意志和信念。

   1976年，廉振民被推荐到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刚入学，他就听老师介绍说:“我国的昆虫约有15万种，而解放前所发现、记载、定名的昆虫才两万种，其中由中国人定名的仅有204种，只占总数的0.98%。我国的昆虫分类研究比美国要落后67年！”这个事实和这些数字，深深地刺痛了廉振民的心，使他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祖国大地上的昆虫却由外国人来定名，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吗？”也就在此时，廉振民在心底里埋下一个愿望：有朝一日，一定要以自己的姓氏来命名我国的昆虫新种！

   1979年，廉振民大学毕业之时正面临“工农兵学员”是否被社会承认的问题。对此，廉振民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决心以百倍的努力来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追求。就在毕业的当年，廉振民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我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郑哲民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郑先生的指导下，廉振民开展了我国蝗虫区系分类方面的研究，首次对甘肃蝗虫区系做了划分，提出了新的见解。1982年，首次以“廉振民”命名发表了我国蝗虫2个新属和5个新种。在理论研究和实际考察的同时，他对西北蝗虫区系还做了区划。这项工作填补了国际上属和种的空白，他所提出的区划见解，在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1987年，廉振民又考取了郑哲民教授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廉振民对蝗虫进行分类研究的同时，把探讨蝗虫的防治作为又一研究方向。他每年除了完成教学工作任务外，在蝗虫生长的季节，都要去野外采集蝗虫标本。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10多年间，廉振民几乎没有休过一个暑假。每年有2～3个月时间都在野外采集标本、进行生态调查以及在蝗虫区搞勘察，足迹遍及东南西北。野外考察的艰辛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风餐露宿，沐风栉雨，每次外出还要自己花钱补贴生活。为了搞科研，他每年上半年节衣缩食，下半年外出考察。最尴尬的一次经历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有一次廉振民带领两个研究生从东北返回西安，在青岛转车的时候，3个人翻遍衣兜，只有一角五分钱。他们只好饿着肚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回西安。不仅如此，有时甚至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1985年，廉振民只身深入四川大凉山的美姑、马边等县采集蝗虫标本，穿过原始森林步行去大风顶自然保护区，迷失了方向，差点回不来。这一次历险却发现了我国卵翅蝗属的一个新种——宽翅卵翅蝗。1986年夏天，廉振民在四川采集标本时，由于被旱蚂蝗吸血过多，昏迷过去，幸亏当地群众及时把他送进医院，才抢救过来。1987年3月～10月，他们课题组开展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竹子害虫的调查研究，廉振民整整过了7个月的野外生活。其后，廉振民又开始了研究蝗虫的发音器构造和鸣叫习性，研究探讨蝗虫的行为学。由于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需要有物理声学方面的知识，廉政民就拜声学专家陈启敏教授为师，学习声谱分析知识。一面学习，一面奔赴大小兴安岭以及新疆的荒漠戈壁和草原录制蝗虫鸣叫的声音。为了完成录音，廉振民像侦察兵一样，小心翼翼地潜伏在湿淋淋的沼泽地上、或者趴在戈壁滩发烫的石头上面耐心等待，在地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高清晰度的蝗虫鸣叫录制完成了，他自己也被蚊子、牛虻叮的全身发肿。尽管如此，为了搞科研，廉振民还是坚持一次又一次地外出考察，录制了上百种蝗虫鸣叫的声音。陕西渭南的黄河滩是蝗灾的多发区，正是因为廉振民及其同事们的研究和努力，才保证了陕西省的蝗虫“不起飞”，避免了蝗害区老百姓蒙受经济损失。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廉振民最为艰辛忙碌的时期。也正是这一阶段，为此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间，廉振民先后在《昆虫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7篇，为我国防治蝗虫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他人合作撰写的《甘肃蝗虫图志》、《陕西蝗虫》、《宁夏蝗虫》等5部著作，对指导当地防蝗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参与编写的《中国蝗总科动物志》、《秦巴山区动物资源》等大型图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完成了电视录像科教本《昆虫家族》的编写与拍摄，为推动我国无脊椎动物学的教学和昆虫知识的普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廉振民还主持了“网翅蝗发音的研究”、“中国蝗总科综合分类”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昆虫生态及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他运用生物化学电泳技术，对蝗虫的酯酶同工酶差异进行研究，通过蝗虫鸣声的差异，系统地研究蝗虫的鸣叫习性、声频图谱与种类鉴定，对这门古老的分类学科进行大胆探索，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常规分类。一些研究项目取得了突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廉振民在生命科学研究与教学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努力，因此也得到了学校和组织给予的充分肯定。1987年，廉振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廉振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同时破格晋升为教授，36岁的廉振民成为当时陕西师范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此后，他的科研成果曾先后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1995年获得陕西省科技新星光荣称号，并入选“三五”人才第二层次；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廉振民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与日俱增，成为我国昆虫分类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在全国发现的998中蝗虫标本中，以廉振民命名的蝗虫标本就有10多种。

   2002年10月，廉振民调入延安大学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两年后任校长兼党委副书记。他以百倍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借鉴经验，完善制度，引进人才，改善条件，争取支持，加强合作”。在他的带领下，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延安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了陕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新型综合性大学。

   廉振民在忙于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也从没有忘记自己是博、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职责。他除给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外，同时结合陕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开展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课题研究，主持完成了多项省市级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90余篇，以廉振民为学术带头人的生态学科已发展建设成为陕西省重点学科。

   目前，廉振民兼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的兼职教授；任陕西省动物学会理事长、陕西省生命科学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昆虫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委、国家教育部理科基地建设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学位委员会通讯评委、陕西省学位委员会评委、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兼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林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林业部西部生态学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有苦有乐有所追求，无怨无悔不甘平庸！这句平实的语言，正是廉振民信奉的人生格言，也是推动他不断进取、持续向前的强大动力，更是廉振民成长、成才、成名的真实写照和成功之路的最佳总结。

                                                                                        出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当代创新人才》